廉耻顾炎武原文及翻译

廉耻顾炎武原文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之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也。故士大夫之***，是谓国耻。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媿哉！

廉耻顾炎武原文及翻译

    五代史冯道传评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纲纪；这四个纲纪不能伸张，国家就会灭亡。说得好啊！管仲如此善于立论啊！礼、义，是治理人民的重要法则；廉、耻是培植人民的重要操守。因为不廉洁就没有什么不贪取的，不知耻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人如果像这样，那么灾祸、颓败、变乱、灭亡，也就没有不降临的了。何况身为大臣若是没有什么不贪取，没有什么不敢做的，那么天下那有不混乱，国家那有不灭亡的道理呢？”

    可是在这四个纲纪当中，知耻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孔子的在谈论士人的道理时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有羞耻心。”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能将***视为最可耻的事，则终身必能远离耻辱。”又说：“羞耻心对于人是很重要的，从事投机应变巧术的人，是没什么事情会感到羞耻的。”他们会这么说的原因，是由于一个人如果不廉洁，到了违背礼节损害道义的地步，那原因都是出自于没有羞耻心啊。所以身为士大夫如果没有羞耻心，这可说是国家的耻辱。

    我看夏商周三代以后，世风衰退，正道也没落了，背弃礼义，舍去廉耻，不是一天一夜的缘故所造成。可是在岁暮天寒时节松柏仍旧坚持到最后凋谢，在风雨交加的日子，公鸡依然不停地啼鸣报晓，而在那众人都昏睡沉迷的时候，当然也不会没有特别清醒的人啊！

    我最近阅读《颜氏家训》，其中有段内容说：“齐朝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告诉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纪已经十七岁了，略微懂得一些书表奏章，教他说鲜卑话，以及弹奏琵琶，也快要熟练理解了，凭着这些本事，去侍奉王公卿相，没有不疼惜他的。』我当时低着头不回答。真是奇怪啊！这个人这样教导孩子！倘若用这种卑鄙的方式，去换取富贵，如果循着这样的学习过程就能够求得公卿宰相的高位，我也不希望你们这样做！”

    可叹啊！颜之推是因为没有办法避免，才在混乱的时局中做官，尚且说出这番话来，还存有《小宛》诗人不同流合污的心情，那些鬼鬼祟祟讨好当今异族的人，能不感到惭愧吗？

廉耻顾炎武赏析

    本文旨在通过标举礼、义、廉、耻四维，重建作为一个真正士人之气节，并强调四维之中，以“耻”最重要。认为士人官吏无羞耻之心，为达目的就会比一般人更无所不用其极，对国家社会造成巨大伤害。文中体现了顾炎武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从内容言之，本文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由开首至“国家其有不亡者乎”，讲述礼义是治人之大法，廉耻是人立身之根本。而士大夫没有廉耻是造成国家动乱、败亡的重要原因。作者首先引用《五代史‧冯道传》序中的评论作论证，序中引用到管子的话，认为“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纲目，如果四维得不到伸张，国家就会灭亡”。序中又强调︰“礼、义是治人的方法，廉耻是教化人民的重要道德准则。因为不廉就会无所不取，不耻就会无所不为。人如果这样，祸乱就会相寻。而如果身为大臣者无所不为，则天下怎会不乱，国家怎会不亡呢？”以上第一段整段都是《冯道传》中的话，顾炎武引述的目的无非强调四维重要，四维中则廉、耻关乎国家兴亡。

    第二段转入焦点论述，强调四维中“耻”最重要。作者引用孔子论士的话说︰“要用羞耻的心来约制自己的行为。”又引用孟子的说话︰“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人如果能以无羞耻之心为可耻，就可以远离耻辱了。”又再引孟子说︰“羞耻对人至关重大，干投机取巧勾当的人，是没有羞耻之心的。”作者认为，孔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不廉洁而做出背弃礼义的行为，最初都产生于没有羞耻之心。因而士大夫之***，就叫做国耻。

    第三段指出在乱世之中，也有保持独醒的人，故处乎乱世，更要保持守廉知耻，洁身自好，作者并引颜之推之语及以颜氏为例，指出守廉知耻的重要，且借以抨击明末清初失节仕清的人。作者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后，世道日微，捐弃礼义廉耻者，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但孔子都说过松柏在天冷之后才凋零，《诗经‧郑风‧风雨》也谓在风雨之夜，鸡鸣仍然不止，在昏暗的年代，本来就有保持清醒，以廉洁自守的人。作者又以自己读《颜氏家训》中《教子》的记载︰“齐朝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已经十七岁了，很通晓书信奏疏之类的文章，教他学鲜卑语和弹琵琶，稍稍想他能通晓了解，以此来侍奉朝中的公卿大臣，没有不宠爱他的。』我当时低头不语。奇怪啊，这个人教儿子的方法！如果像这齐朝士大夫这样做而自己成为卿相大臣，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做。”作者以为，颜之推逼不得已在乱世出仕，还能说以上的话，还有《诗经‧小雅‧小宛》的作者在乱世中教子为善的深意，作者反问︰这使那些欠缺气节而媚世的人，能不羞愧吗？

    若从赏析角度言之，本文约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具时代精神的严肃立意。顾炎武所处是明末清初之际，明代亡国，清兵入主中原，对汉人造成极大冲击，作为忠于明室的爱国士大夫顾炎武对当时降清仕清的明人极之不满，写了多篇抨击这些贰臣的文章，他在《日知录》的另一篇文章《文辞欺人》条曾说︰“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摒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莫先乎此。”

    顾氏首先指出古来以诗文欺人者首推谢灵运、王维，而当时入清的明遗民中，就有些投身异朝的人却发忠愤之情于诗文中，这些人比谢、王二人更欺人。其次，顾氏概述这些以文辞欺人者的特征是︰早上赋忠愤、不忘故国之诗篇，晚上却奉异朝之命为官。所以顾氏说不可轻信人之文辞，人之真伪是不能从言辞辨别的。再次，顾氏举了曾赋悲悼周朝覆亡诗篇的东周大夫、其辞每见烦乱的逐臣屈原及淡然处世却偶有愤激之言的陶潜为例，说明这些人的表现才是真，其他急着透过文辞表现自己忠厚的人的行为都是伪的。最后顾氏推出结论︰只有看清人情的真伪、摒除假意表白之言，才能履行君子之道、振兴王者之事。顾氏此说其实是要求人品与文品的统一，使为人臣者回复忠信之道。《廉耻》一文则是从人品方面着笔，以历来古人对廉耻的论述作论辩，以及引颜之推逼不得已仕于乱世而能说出着子弟行善守义的说话作例，抨击变节仕清的明旧臣，体现了顾炎武高尚的民族气节，立意严肃而具现实意义。

    其二，本文议论焦点集中，论据具针对性。全文主要围绕“廉耻”二字展开，先引借《五代史‧冯道传》之评语说起，并引及孔子论士、孟子论***之语，然后带出焦点“耻为尤要”，接再引孔子论松柏之语，复引《诗经‧郑风‧风雨》之句，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句，《颜氏家训‧教子》之语及颜之推自身境况，以及《诗经‧小雅‧小宛》之意；全都集中议论“廉耻”二字，绝不旁骛，亦无多余之辞。而且论据亦贴切而具针对性，全都与守廉知耻有关。

    其三，本文引典手到拿来。如“然而松柏后雕于岁寒”一句，语出《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以寒冬时最后才凋零的松柏，比喻君子虽处逆境仍能坚守节操。又如“鸡鸣不已于风雨”，语出《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比喻君子虽处乱世，仍能不变固有操守。又如“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一句出自屈原《渔父》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语典。以及“尚有《小宛》诗人之意”一典，出自《诗经‧小雅‧小宛》“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之句，意思是教导子弟，使其为善而不忘根本。凡此诸典，都是顺手拈来而不造作，且全文引用古语及典故，接连不断，先引《五代史》之论，再引孔、孟之语，《论语》之典、《诗经》之句、《颜氏家训》之语等等，令人目不暇给。

    其四，本文亦运用了正反论证之论证法，如“吾观三代以下”至“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是正面论证，引用孔子所言松柏在岁寒时最后凋零、《诗经》篇章中讲鸡于风雨时仍然鸣叫、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句，从正面论证能持守廉耻的榜样。至于末段所引《颜氏家训》中的事例，述说一汉人教子学鲜卑语及弹琵琶以求宠，乃从反面论证不能守廉知耻者，即使致卿相也不过是媚于世者。如此正反论证，使文章具说服力。

    其五，从泛论到专论亦是本文其中一种论证方法。第一段引《五代史‧冯道传》序中论礼、义、廉、耻四维之重要性及无廉、耻而致亡国的影响是总论部分。接着第二段引出“耻尤为要”、“士大夫之***，是谓国耻”是专论部分，专论耻的重要性。接下来第三段，引乱世中犹有独醒之人的各种例子，以反衬出变节降清之明旧臣之***，仍然是专论耻。故全文是总论、专论，再由专论而论到作者所处之时代。乃是泛论到专论之论证方法。（本文只是《日知录》卷十七《廉耻》条中的一段，并非全文。故这里只就节录部分而言。）

    其六，本文具有实而不华的文风。顾炎武为文素重实用性，认为文章首重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故其文风朴实无华，不重华丽辞藻，亦不重铺张夸饰，以本文为例，全文多是古人语典、事例，联缀组成一篇论“耻”的文章，既无华辞丽藻，也无排比、比喻等修辞法，专以朴实文章行之，一气直下，与其文学主张相匹配。

    作者／出处

    顾炎武

    顾炎武（公元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因景仰文天祥学生王炎午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江苏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着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十四岁取秀才，与归庄友好，即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独行，时人号为“归奇顾怪”，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与友人论学书》），屡试不中，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全祖望《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崇祯十六年（公元一***三），以捐纳得国子监监生之职。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撰有《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清军陷南京后，又转投王永祚义军，后与归庄联合吴志葵、鲁之屿军队，欲解昆山之围而未果。后曾受隆武帝封授官职，领导义军，屡经失败。后尝考察山川形势，联系反清人士，遍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康熙七年（公元一六六八），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公元一六七一），游京师，住在外甥徐干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断然拒绝。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遗民，顾炎武三度修书坚拒推荐。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因上马时不慎失足而卒，享年七十。

    由于他身为明末遗臣，入清后终身不仕，保存名节，故深为时人所重。在文学方面，他认为文章首重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条）认为明道、纪政事、察民隐、道人之善就是有益于天下的文章的特征；至于怪力乱神、无稽之言、抄袭之说、阿谀奸佞之语，就是有损于己、无益于人的文章的特征。

    顾炎武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及经世致用之学，潘耒《日知录序》说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对宋明所传心性之学，深感不满，主张“着书不如抄书”。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着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着作。

    创作背景

    本文选自《日知录》卷十七《廉耻》条中的一段。此书是顾炎武的一部笔记体着作，共三十二卷，对政治、经济、经学、文学、风俗、文本、历史、天文、地理等具体问题有精要的论述和考辨。他对此书十分重视，认为︰“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本文主张人须有廉耻之心，“行己有耻”，虽是对儒家传统学说的继承，但实际上却是作者生处明清鼎革之际，对变节仕清遗臣的针砭。当时在清人利诱威逼下，有不少明遗臣投降变节，屈膝为官，故为作者所不齿，作者曾作诗︰“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生女须教出塞妆，生男要学鲜卑语。”此文则就同一主题作严厉抨击。本文所引《颜氏家训》中齐士夫的例子正与上诗中后二句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