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情采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情采原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性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无文，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

    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彩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谟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闲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赞曰︰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文心雕龙・情采翻译

    聖賢的書辭，都叫做「文章」，這不就是說它有文采嗎？水的性質是中虛，因而它在表面上能結成波紋；木的體質很結實，因而能發出花萼；這是說「文」不能離開「質」的意思。虎豹身上如果沒有斑文，它們的皮子便和犬羊一樣；犀兕的皮子儘管很好，但它們表現色采，依然要靠丹漆去加以塗飾；這是說「質」仍有待於「文」的意思。至於以意匠組織文字去綜述性靈，或描寫物象，其所表現的精彩，我們當然不能不加以文采之名了。

    因此，凡能構成所謂文的，把它分別起來，不外三種：一、以五色去表現的，我們叫它為「形文」；二、以五音去表現的，我們叫它為「聲文」；三、以五性去表現的，我們叫它為「情文」。五色配合便成黼黻，五音和諧便成韶夏，五性發抒便成辭章，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孝經》上說：「喪言不文，」這可知道君子平常立言並不是完全樸素的；老子討厭虛偽，所以他說：「美言不信，」意思是說：話說得太好聽是靠不住的，可是他所寫五千言的《道德經》，卻是精妙非常，這可看出他也並不是主張放棄美的。

    莊周說：「辯雕萬物，」這是說寫文章要以辭藻去加以修飾的意思；韓非說：「艷采辯說，」這也是說文章要寫得和錦繡一般艷麗的意思；文辭的變化，簡直弄到要以艷麗去加以渲染，以藻飾去加以刻畫，總算達於極點了。我們玩味上面《孝經》和老子的話，可以知道不問文質必一本於性情；細察莊周和韓非的意思，則可看出不問華實都嫌過於***；假如我們能夠正本清源，從清濁和邪正上去加以選擇，則庶幾乎可以把文采運用得恰到好處，而使其無過與不及之差了。

    鉛粉和黛墨這兩種東西，本來是女子用以修飾她們的容貌的，可是一個女子其所以能夠美目流盼，巧笑倩兮，畢竟還是靠她天然的風韻；美麗的文字，本來是用以修飾言辭的，可是文章的辯不辯或麗不麗，也還是要看作者的性情怎樣。由此說來，如同一種織品，情好比是文章的經線，辭好比是理論的緯線，要經線正了，然後緯線才能有所成就；必須理論確定，然後辭旨才能暢達；這便是立文的本源。古代詩人的那些篇章，是先有了情，然後因情以造文；後來辭人所寫的賦或頌，卻是因為先要寫一篇文章，然後因文而造情。何以見得如此呢？

    原來國風和大小雅之所以產生，是因為詩人志在把他們的憤鬱之情蘊蓄着，而以吟詠去發抒他們的性情，以諷示在他們上邊的人物，這便是以情造文；後來的諸子百家，不過為的要馳騁誇飾他們的文章以沽譽釣名，這便是以文造情。因此之故，如果文章的重點在情，便往往能夠簡約而真實；反之，如果重點在文，便難免流於***或煩複而泛濫。可惜後來的作家，採取了這種泛濫而忽略了真實，拋棄了從前的風雅，而只效法近來的辭賦，因此弄得發抒真性情的作品一天天稀少，專着重在文采的篇章卻多起來了。

    有種人本來縈情於利祿，卻偏要表示清高；本來留心於當世之務，卻偏要高談到人世之外，一點真意也不存在，這當然與立文的本意相反了。

    我們要知道桃李儘管不言，但桃樹李樹的下面卻有許多行人所造成的蹊徑，這是因為有實物自然誘導人去採摘；蘭草本來很香，可是由男子手種的卻不見得芬芳，這是因為缺少了一種真情的感應。像草木這樣細微的東西，尚且離不開真情實感，何況文章本來是以表達一個人的意志為原則的，如果所說完全與意志相反，這種文章如何還能夠信今傳後呢？原來我們把辭句聯繫起來而加以藻飾，其目的在說明一種道理；如果藻飾過分而徒逞詭辯，反而會把我們的心理弄得模糊起來。由此可知以翠羽為綸，以桂為餌，反而釣不着魚，所謂言語容易為一種浮辭所掩蔽，也就是這個道理。

    因此《詩經》上所以說「衣錦褧衣」，即是說穿一件錦繡的衣服，上面一定還要罩上一件薄薄的單衫，便是不歡喜文采過於眩目的意思；《易經》上說「白賁无咎」，便是說絢爛到極點依然要歸於樸素的意思。如果能夠以一定的軌範去控制我們的理論，同時能把我們的心情安頓得很妥適，然後以適當的心情吐辭，從正當的理論去加以辭藻，使得雖有文采而不湮滅其本質，雖博洽而不陷溺我們的心情，所表現出來的是朱藍的正采，被屏棄的乃是紅紫的雜色，能像這樣去好好寫出一篇文章，便真可算得是文質彬彬的君子了。再總括上面的意思加以贊說：

    立言一定要靠文采才能流傳得很久遠，這句話是可信的。能夠把真實的心情表達出來，便自然富有精采。吳錦儘管非常好看，可是容易變色；舜英儘管非常美艷，可是朝生暮死；這猶之乎我們所寫的一篇文章，只是充滿了浮辭濫采，而缺少了真實的情感，一經玩味，便會令人生厭的。

文心雕龙・情采赏析

    本文是作者针对当时的文风而加以批判，认为除文采以外，必须还要注意一篇文章的内容，换言之，不单只要注意文，还要注意质。

    这篇文章分成三大段，而最后结以一赞。第一段提出文质两字，作者对文并不忽视，可是为针对当时的文风，乃把质看得更为重要。又标出“性情”两字，说明作文之要，贵乎有真性情贯注其间，离开性情而专重文采，则非“立文之道”。第二段继续畅发上段“性情”两字的意思，更提出“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两个主要观念，说明文必与情相生，不“体情”而专“逐文”，则真意索然，正与立文之道相反。这是本篇最有精采的一段。第三段更反复就“情”“实”“理”三字加以阐发：情要真，事要实，理要正，而目的则在做到“文不灭质”，“博不溺心”。赞是就全文加以总括，有时是一种结论，有时也用以作补充，《文心雕龙》全书，都是这样一种做法。

    文学批评的文章，纯粹是议论文的体裁，不过与普通的议论文不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作品，除了要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以外，还得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所以本文的造句遣辞，摛藻扬芬，也极典丽矞皇之至。至于这篇文章的结构，多用排偶，这种文体盛行于六朝唐初，即后世所谓的“骈文”。

    作者／出处

    刘勰

    刘勰，字彦和，南北朝时梁东莞莒人，（其地原属山东，东晋侨置南东莞郡，南齐改东莞，即今江苏武进县。）生卒年代不详，但《南史》本传称其少时“依沙门僧祐（公元四四五——五一八）居”，又称其“深受昭明太子（萧统，公元五〇一——五三一）爱接”，其着《文心雕龙》成，曾取定于沈约（公元四四一——五一三）；以这三个人的生卒年代推算，则刘勰的时代不出公元五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上半期之间。勰“博通经论”，曾与沙门慧震撰经证于定林寺，功毕出家，改名慧地。

    创作背景

    《文心雕龙》计十卷五十篇，据说只存四十九篇，《隐秀》一篇为后人补作。这是中国一部最早的文学批评，这一篇《情采》，便是这部书的五十篇之一。情者文章的内容，采者文章的辞藻，齐梁文胜而质亡，一般作者多竞尚辞藻，而往往把内容忽视，刘勰因此强调的指出这种毛病。刘勰本人并不是说辞藻不要紧，即以他这部《文心雕龙》来说，又何尝不在辞藻方面十分讲究？不过他所说的不是浮辞，而确实有他的见解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