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翊书原文及翻译注释

答李翊书原文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敢焉？

    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褎其可褎，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答李翊书原文及翻译注释

    六月二十六日，愈告李生足下：

    您来信的文辞很高，可是提出问题的态度是多么谦卑而恭敬啊！能够这样，谁不愿把平生学问心得告诉您呢？在学问修养上，您不久便会集各家之大成了，更何况是外表的文章！但我只是那所谓望着孔子的门墙，还没有走进他的宫室去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懂得甚么是对，甚么是不对呢？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不把自己所知道的来对您谈谈。

    您所说的“立言”，是对的；您所做的和所期望的，也很相似和接近了。可是我却不知道您的志向，是求超过别人而有取于人呢？或是求使自己和古代的“立言者”并驾齐驱呢？假如您是求超过别人而有取于人，那么您实际已经超过别人而可以有取于人了；假如您是求使自己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地步，您可不要希望速成，更不要被势利所引诱；必须像植物一样的，要先培养好根柢，以等待好的果实；像油灯一样的，加多一点油，以希望它发出更强烈的光辉。

    根柢茂盛的植物，结的果实一定又大又多；油多的灯，一定会发出明亮的光芒；有仁义道德修养的人，谈吐自然也是和蔼敦厚的。

    但是更困难的是：我自己一向所从事的，也不能知道究竟达到了好的境界没有。可是我却研究了二十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不是三代和两汉的古书我不敢看，不是圣人的志向我不敢有；在家的时候好像忘记了其他一切，出门的时候好像舍弃了其他一切；经常保持庄敬，好像在沉思，茫茫然好像着了迷。当我把心里的思想用手写出来的时候，我必定把陈腔烂调去掉，这个时候我做文章是非常困难的呀！把作品给别人看，我也不觉得那些讥笑是讥笑呢。

    像这样地做文章，也经过了好几年，仍然没有改变我的作风。之后，我才能够辨别得出，古时流传下来的书籍，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和虽然正确但是还不够水准的，都显明得像白色和黑色一样地容易区分了；我便设法把那些不正确的都去掉，这才渐渐有了一点心得。当我再把心里的思想用手写出来的时候，思潮便像波浪般自然地涌起了。再把作品给别人看，讪笑我的，我觉得高兴；夸赞我的，我反以为忧愁，因为这表示还有一般人所喜悦的东西存在。

    这样又过了好几年，然后我的文思便大大充沛了。但是我又恐怕文章上有不纯正的思想，于是我就加以辨别，好的才要，不好的便舍弃不用，平心静气地加以考察；到了我自己认为纯正了的时候，我才放胆地来写作。虽然是这样，仍旧不可不继续讲求修养的功夫。必定要走着仁义的道路，追求诗书的源头，不迷失道路，不断绝源泉，终身竭力向这一方面努力迈进就是了。

    文章的气势，譬如是水；言辞，譬如漂浮的东西。只要水大，凡能漂浮的东西无论大小都会浮起。气和言辞的关系也是这样。只要气盛，无论言辞长短，无论声音高低都适宜。虽然这样，就敢自己说是接近成功了吗？就算接近成功，这在别人看来，又有甚么可取呢？

    虽然，如果自己立意要等待见用于人，那不是便像器具一样了吗？用不用是属于别人的事啊。一个有学问德行的君子则不是这样：他只求自己的心合乎道德，只求自己行为十分正当；能见用的时候，便把自己的学问替世人服务；被遗弃的时候，便把自己的学问传给学生，写成文章流传给后世人做法则；这样作法，也够快乐呢，还是不够快乐呢？有志向效法古代圣贤的人现在很少了！效法古代圣贤的做法，一定要给现在的人所遗弃的，我真是觉得这样很快乐，但是又觉得可悲。

    我常常称赞这类的人，原因是只在鼓励他们，并不是敢自作主张加以褒贬。把这类问题来问我的人很多，我觉得你的话没有求利的意思，因此我才随便的说了这些话告诉您。韩愈手书。

答李翊书原文赏析

    韩愈是唐代文坛的怪杰，他对于文章的见解，很具体地写在两篇书信里，一篇是《与冯宿论文书》，一篇就是答复李翊的这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韩愈把他治学治文的经验与心得，全盘托出，作为准则，告诉给他的后辈来遵守。他的写作经验，主要是修养和读书；在修养方面，着重立志，要达到古人立言为后世法的境界，不要想用文章来作敲门砖，希望见用于人；在读书方面，着重在知所选择，他举出他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暗示汉代以后的文章不可读。但这修养和读书是密切关联着的，愈在行为上能合乎仁义道德的标准，愈能分辨出古书的正伪；愈能分辨出古书的正伪，也就愈在自己的行为上有进境，而接近圣贤。这样读书，这样修养，写出来的文章，就可以渐渐达到最高境界。只要是自己心里得到安慰，不管别人讪笑或夸赞，自己仍然照常这样进修，因为文章本来不是希图见用于人的工具。他对于写作的心得，主要是把文章分为“气”和“言”；他以为只要把“气”来涵养得充沛，无论甚么样的“言”都可以发挥出来。他以水和水面漂浮的东西为喻，说明“气”与“言”的关系。这所谓文章的“气”与“言”，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容”和“形式”。韩愈是重视内容的，这是对于当时内容空洞，只求词藻华丽的骈文的一种反抗。把他的见解归纳起来，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他的大部份的散文作品，都充满了道学气氛，毫无闲散的趣味，就是在这种文学理论之下的必然结果。

    本文是书信的形式，解说文的体裁。解说文主要是用在传授知识上。尤其是有人提出了问题，须要解答的时候。所以解说文所写是对于某一事物的了解，使读者得到某一事物的知识。大凡人们对于某一事物不明白的地方，不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是甚么？”二是“为甚么？”三是“怎么样？”解说文所要解释或说明的，自然也是说明这三个问题。

    开头两句是古时书信的格式，以下共分五个段落，详细答复李翊来信所问的问题。第一段是书信的客套，他先夸奖李翊一番，然后再自谦一番，从此才引入正题。这样显得有礼貌而不突兀。不然，一上来就摆出师尊的架子，开口教训人，难免给人以恶劣的印象。第二段在说明为甚么写作的问题。他指出写作的目的有二：一是“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即是以文章为求取名利的工具；一是“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即是以文章为载道的工具。如为前者，就没有甚么可谈（暗示写作的目的不应在此）。如为后者，那就得好好修养了。但是怎样修养呢？在第三段就敍述出他自己二十余年的经验，来现身说法。他一共分了三个阶段，以“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到“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为第一个阶段；以下到“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为第二个阶段，再以下为第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情形不同，但一层有一层进境，最初是“戛戛乎其难哉”，以后是“汨汨然来矣”，最后是“浩乎其沛然矣”。无疑，这是本篇的精华所在。第四段说明文章的“气”与“言”的关系，第五段又归结到为甚么写作的问题上去，和第二段意思照应，使其合拢，成为一篇完整的结构。

    答李翊书作者／出处

    韩愈

    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昌黎（今河北省昌黎县）有韩氏望族，故世称韩昌黎。父仲卿，早卒。韩愈幼年孤苦，勤奋力学。唐德宗贞元八年（七九二）举进士，初任宣武节度使推官，后调四门博士。德宗贞元十九年（八〇三）转任监察御史时，因上书抨宫市之弊，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令。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任刑部侍郎，因谏迎怫骨，贬为潮州（今广东丰顺、潮阳一带）刺史。元和十五年（八二〇），穆宗召为国子祭酒，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终任吏部侍郎。谥文，世称韩文公。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推尊儒学，力排佛老；倡文以载道，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推崇两汉古文。韩愈的古文，各体兼长，字句精炼，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诗，气势壮阔，力求新奇，开“以文为诗”的风气，对宋诗影响深远。韩愈着述丰富，较通行的版本有明万历（一五七三──一六一九）中徐氏东雅堂刊本《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昌黎先生集传》一卷，另有近人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

    答李翊书创作背景

    李翊是韩愈的朋友，一说是他的弟子。就这篇文章的称谓和语气来看，大概李翊是韩愈的一个后辈。据《韩昌黎集》在本篇题下注云：“贞元十八年，陆傪佐主司权德舆于礼部，公以李翊荐于傪，用是其年登第。”因此推断这篇文章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八〇一）。韩愈在当时是文坛上的权威，他又好为人师，所以一些喜爱写作的青年，往往写信问他关于做文章的方法。本文就是对李翊来信的回答。后代文学史家常引用这篇文章里的话，来说明韩愈对于文章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