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简介
邵雍（1011年—1077年），字尧夫，生于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往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天圣四年（1026年），邵雍16岁，随其父到共城苏门山，卜居于此地。后师从李之才学《河图》、《洛书》与伏羲八卦，学有大成，并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先天图》、《渔樵问对》、《伊川击壤集》、《梅花诗》等。嘉祐七年（1062年），移居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自号安乐先生。出游时必坐一小车，由一人牵拉。宋仁宗嘉祐与宋神宗熙宁初，两度被举，均称疾不赴。熙宁十年（1077年）病卒，终年六十七岁。宋哲宗元祐中赐谥康节。
〔► 邵雍的诗文(2篇)邵雍的名句(0条)〕生平
苦读游历
邵雍年少时期，也自认为才志出众，慷慨激扬的欲求取功名。邵雍爱读书，几乎无书不读，求学中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刻苦。为磨练出坚强的意志力，他冬天不生炉子，夏天不扇扇子，夜里不睡觉的刻苦地学习了好几年。在苦读中他叹息道：“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意即过去的人学习古人经典，还与古人做朋友，不单读古人的书，而且要广泛游历古人曾经游历过的地方，而我现在只是读了古人的书，却还没有去四方游历过。”所以，他就越过黄河、汾河、徒涉江淮、汉江平原。考察了西周的那些分封国的齐、鲁、宋、郑遗址，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游历来增长见识，待到邵雍归来时，他感叹道：“道在是矣！”自此便再没有出去游历了。
学易悟道
当时李之才（字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去见邵雍，并对邵雍说：“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意即“你知道宇宙万物周期发展过程的“物理”之学和有关性命的学问吗？”
邵雍回答道：“幸受教。”，意指愿受李之才的教导，这样邵雍就拜李之才为师，学习了《河图》、《洛书》，伏羲氏的八卦六十四卦图像。李之才所传授的这些东西都是久远年代流传下来的，而邵雍探索其中深奥的内涵时，往往如有神助一般的能妙悟、洞彻其内涵，最后获得的如同汪洋一般浩瀚博大的知识，多半是邵雍自行悟道所得。
邵雍研习这些经典的时间越久，其德行也越来越为世人所称颂。同时，邵雍的智慧也在增长中，他明白了天地的运动变化规律、阴阳消长的规律、世道变迁的规律，甚至对微小的走、飞行类动和草本木本植物的特性也一样了然于胸。他高深的智慧，被当时世人认为已达到不惑的程度。邵雍的学说不是模仿前人、偶然应验的学说。邵雍悟到了伏羲八卦中自带的先天因素，并因此写下数十万言的著作流传于世，但由于他处于隐居状态，所以很少被世人所知。
乐居洛阳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自共城迁居洛阳。邵雍初到洛阳的时候，所居房屋都是棚草做门的，难以抵挡风雨。邵雍以打柴为生，亲自烧火做饭以侍奉父母。虽然日子穷苦、一无所有，但邵雍却一副怡然而自得其乐的样子，为周围的人所难以理解。当时的前宰相富弼、司马光、著名诗词家吕公著等退居洛阳，敬重邵雍，常常与之一起从游，并为邵雍置办了接近都市的带园地的住宅。
嘉祐七年（1062年），邵雍移居王拱辰、富弼和司马光等人出资为其在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置办的园宅。从此邵雍在园地上自耕自种，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为自宅起名为“安乐窝”，并自号为“安乐先生”。
邵雍白天时常焚香安坐，申时（午后三时至五时）喝三四杯酒，微醉就不喝了，还没醉时常常兴致到了就即兴吟诗自咏。春秋农闲时节，邵雍常出城游历、风雨天常不出门，出门常乘一小车，让人拉着，随意而行。士大夫家对邵雍的车轮声都非常熟悉，争相迎候，连小孩子、老人和那些仆人、衙役们都会欢愉的说“我家先生来到了。”从来没有人直呼他姓名的。有时邵雍在他们家住了一晚后留下书信后又走了。还有热心好事之人，仿造邵雍“安乐窝”的样式建了新的别苑，等候邵雍的光临，并取名叫“行窝”。
德感世人
司马光以邵雍为兄，他二人高尚品德为周围乡邻所仰慕。父亲训斥儿子，哥哥教育弟弟时往往说：“你做不好的市，恐怕司马先生、邵先生会知道的。”有官员、读书的士子到洛阳，即使不去拜访官府，必会去邵雍住处拜望。邵雍德行甚为纯正，来拜访的人一望就知邵先生之贤良，但邵雍自己却从来不表露自己，也不提防别人什么，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的，没有避讳的。与人交谈，喜欢说人家的长处而不喜欢说别人的缺点。有向他问教的他总尽力解答，从来不用强制的方式向别人说教。邵雍待人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诚恳。所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也被他感化了。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闻天下。
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全面推广新法，官吏受胁迫难以推行，有的就递上引咎辞职的呈文，想要离开。邵雍居住在州县的门生旧友都带着书信造访邵雍，邵雍说：“这是贤德的人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苛严，能尽自己为官之力对百姓宽厚一分，那百姓就会受到一分恩赐。弃官对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隐而不仕
宋仁宗嘉佑时，皇帝下诏求散失的贤才，西京留守王拱辰把邵雍上荐应诏，任命他为将作监主簿，下诏再推举有杰出才能的人，补任颍州团练推官，都坚决推辞之后才接受任命，最后还是称病不赴任。
病卒简葬
邵雍患病垂危期间，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这些知名人士早晚在他跟前守候照料，将死去时，大家在外厅共同商议他的丧葬事宜，邵雍都可以听到那些商议的话语，就召唤他儿子邵伯温到跟前交代说：“诸君欲葬我近城的地方，应当从于先祖的坟地，一切从简。”
熙宁十年（1077年），邵雍去世而简葬了，终年六十七岁，追赠他秘书省著作郎。元祐时又赐予他谥号康节。
程颢所做的墓铭志里称邵雍的学问纯正统一而不杂乱，就邵雍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安且成矣。邵雍所著书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有《伊川击壤集》。
主要成就
儒学成就
两宋理学（或称新儒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儒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阶段。在理学的创立阶段，邵雍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宋史·道学一》的排列次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也把邵雍同周、张、二程和司马光并称为道学的“六先生”。上述诸人都是理学的创始人，他们的学说在理学阵营中各具特色，各成学派。然而，诸人都以儒学为宗，为探讨、发挥“六经”、“四书”之义理，以振兴儒学为职志。
文学成就
同其他北宋四子相比，邵雍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实绩。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诗学观的影响和对理学重道轻文观念的偏见，诗论家对以邵雍《伊川击壤集》为代表的理学诗的文学成就始终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在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以说理为主的“康节体”赫然与苏黄王陈等宋诗诸大家相并列，充分地体现出其强烈的个性化色彩，这也是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对邵雍诗歌进行的诗学化的身份确认，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理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日益深化，诗歌总量冠居宋儒之首的邵雍作为理学诗创作的典型个案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伊川击壤集》在东亚文化圈内也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并且在日本和朝鲜都曾多次刊刻，现今亦有朝鲜刊本与和刻本传世，虽然《伊川击壤集》不是宋诗中的正格，但他却以自身的文学实绩切实地参与了宋诗精神的创建，对于宋诗风貌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应该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易学成就
邵雍是两宋理学奠基人之一，邵雍的哲学思想受到《列子》、《庄子》的影响，在吸收道家易与汉代《易》学思想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周易》的独到理解，其所作《皇极经世书》的基本精神是质诸天道而本于人事。邵雍编制宇宙年谱的目的在于经世，其对道的概念的形而上理解超越了以往历代儒家，对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以天地之数和圆方之数作为天地源起之象征，并以此二数分为十六大位，以穷究天地体用之变化。其次，以阴阳奇偶之数作为天圆地方之数的基础，并以阴阳刚柔之四象、八卦配合干支之数，参以天地变化之数和体四月三之原则，以导出象征生灵万有之动植通数。再次，结合前两部分所探讨之天圆地方变化十六位数和阴阳刚柔奇偶动植通数，以呈现出一体用生物运行具象之数，以此代表天地万物的流行生化之象《天主运行，地主生化》。再次，将天行刚健之数进一步具体细分为元会运世之数．以成就邵雍独创之历法纪年。同时，将地生柔顺之数进一步体现于律吕声音之多元性和差异性来表现动植生物之不齐与参差。最后，以此五类大数施行、旁通而统贯于自然界与人文界之一切万有，以作为邵雍易学中穷理之学的终结。
渔樵问对
渔者垂钓于伊水之上。樵者过之，弛担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问于渔者，曰：“鱼可钩取乎？”曰：“然。”曰：“钩非饵可乎？”曰：“否。”曰：“非钩也，饵也。鱼利食而见害，人利鱼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异也。敢问何故？”
然亦可以为子试言之。彼之利，犹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犹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鱼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鱼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如是，则食之害也重，而钩之害也轻。如是，则吾之害也重，鱼之害也轻。以鱼之一身，当人之食，是鱼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当鱼之一食，则人之害亦多矣。鱼利乎水，人利乎陆，水与陆异，其利一也；鱼害乎饵，人害乎财，饵与财异，其害一也。子之言，体也，独不知用尔。
樵者又问曰：“鱼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济子之鱼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则子知子之薪，能济吾之鱼，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薪之能济鱼久矣，不待子而后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则子之薪虽积丘山，独且奈何哉？”
曰：“火生于动，水生于静。动静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木，体也。用生于利，体生于害。利害见乎情，体用隐乎性。一性一情，圣人能成。子之薪犹吾之鱼，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而无所用矣，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
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问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后传？”曰：“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无体，待薪然后为体；薪无用，待火然后为用。是故凡有体之物，皆可焚之矣。”
曰：“水有体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随，故灭。水之体，能随而不能迎，故热。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相息之谓也。”
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体乎？”曰：“火以用为本，以体为末，故动。水以体为本，以用为末，故静。是火亦有体，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济又能相息，非独水火则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尔。”
樵者曰：“用可得闻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传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数取者，物之体也。用也者，妙万物为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
曰：“不可以言传，则子恶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传，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
曰：“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则六经非言也耶？”曰：“时然后言，何言之有？”
樵者赞曰：“天地之道备于人，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又何思何虑！吾而今而后，知事心践形之为大。不及子之门，则几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鱼而食之，饫而论《易》。
渔者与樵者游于伊水之上。渔者叹曰：“熙熙乎万物之多，而未始有杂。吾知游乎天地之间，万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矣。非子则孰与归焉？”樵者曰：“敢问无心致天地万物之方？”渔者曰：“无心者，无意之谓也。无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后定能物物。”曰：“以我徇物，则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则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焉？万物亦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万物亦我也，何万物之有焉？如是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
樵者问渔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气。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有无之相生，形气之相息。天以用为本，以体为末；地以体为本，以用为末。利用出入之谓神，名体有无之谓圣。唯神与圣，能参乎天地者也。小人则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实丧之患也。夫名也者，实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丧于有余。害生于有余，实丧于不足。此理之常也。养身者必以利，贪夫则以身殉，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众人则以身殉名，故有实丧焉。窃人之财谓之盗，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贿之与赃，一物而两名者，利与害故也。窃人之美谓之徼，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败露，唯恐其多矣。夫誉与毁，一事而两名者，名与实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地也；市者，聚利之地也。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让也者趋名之本也。利至则害生，名兴则实丧。利至名兴，而无害生实丧之患，唯有德者能之。”
渔者谓樵者曰：“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义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既无心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与之语心哉！”